乔治亚理工大学是藤校吗

2025年6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简称Yale-NUS)将迎来其办学历程的最后时刻——随着257名毕业生完成学业,这所曾享誉亚洲的顶尖文理学院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消息,如同在新加坡教育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广泛的反思与讨论。


01

什么是Yale-NUS?


201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宣布成立新加坡首所文理学院,这一创举在当时引发全球教育界的瞩目。

这所命名为"耶鲁—国大学院"的独立学院,由两所顶尖学府携手打造。

双方在合作声明中写下宏伟愿景:打造一所融合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世界性大学”。

作为耶鲁大学三百余年来首个冠名"耶鲁"的海外办学项目,其品牌价值与教育品质不言而喻。

学院完全承袭耶鲁办学精髓:采用四年制全寄宿模式,每年仅招收250名本科生(新加坡本土与国际生比例保持6:4),维持3%-7%的超低录取率。2013年首届招生仅录取157人,其严格的选拔标准与耶鲁本部如出一辙,成为新加坡高等教育界独树一帜的存在。

办学特色鲜明体现在课程设置上:由两校名师联合开发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创新课程,既传承常春藤盟校悠久的文科传统,又深度融入亚洲视角。

这种独特的教育模式成效显著——2017年首届119名毕业生中,103人获荣誉文学士、16人获荣誉理学士,就业及深造率突破90%。

然而这所被誉为"东西方教育融合典范"的精英学府,在走过十余年辉煌历程后,最终迎来了令人唏嘘的落幕。


02

关闭的原因是什么?


近两年来,国内多所中美合办学院相继停办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包括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校区、上海交大-密歇根学院以及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等项目陆续终止合作。这不禁让人联想: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的关闭是否也源于新美双方的合作分歧?

事实上,该学院的停办原因更为复杂,与国内案例存在本质差异。

据多方消息显示,办学理念的冲突与资金困境构成了主要诱因。Yale-NUS最初效仿美国文理学院模式,计划通过社会捐赠维持运营,但截至2021年仅募集到3.2亿美元,与预期相去甚远。值得注意的是,该校国际生年学费高达90,800美元,而新加坡籍学生仅需支付20,500美元,差额部分均由政府补贴——这笔每年7万余美元的财政支出显然构成了沉重负担。

但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教育理念的冲突。新加坡学者Cherian George的研究指出,Yale-NUS学生展现出较本地高校更强的政治表达意愿和社会动员能力。虽然新加坡允许学术自由,但这种活跃氛围与其对激进主义保持警惕的传统治理模式存在根本性矛盾。在亚洲社会语境下,完全开放的言论环境确实难以实现。

从人才留存率来看,该项目同样未能达到预期。尽管吸引了众多放弃美国顶尖名校的优秀生源(如2021年未被告知停办消息就入学的240名新生中,包含大量中国顶尖留学生),但多数毕业生最终选择离开新加坡。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结果,对于讲究实效的新加坡社会而言显然不是理想的投资回报。

更重要的是,在高度内卷化、效率至上的新加坡社会,文理学院倡导的通识教育与批判性思维培养显得格格不入。当就业压力与功利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时,这种强调思辨能力的教育模式难免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


03

文理学院已经过时?


Yale-NUS的落幕令人唏嘘,而这或许折射出整个文理教育体系面临的困局。

曾几何时,文理学院代表着精英教育的巅峰。其标志性的小班研讨、通识培养、跨学科视野以及对思辨能力的锤炼,为学生构筑了一个超越职业功利的教育乌托邦。威廉姆斯、阿姆赫斯特、斯沃斯莫尔等顶尖学府,始终是培育政商学界领袖的摇篮。

然而现实正在颠覆这种教育理想。近年来,文理学子们在社交媒体的集体发声尤为刺耳:

"四年文理教育换来的,是回国后无人知晓的文凭和职场中无处安放的人文素养。"

"怀揣博雅理想入学,却发现最热门的永远是经济系,七成同学的目标清一色是投行与咨询。"

"当被问及选择理由,多数回答直白得残忍:这是通往常春藤研究生的捷径。"

当文理教育异化为升学跳板,当课程选择日益向就业倾斜,所谓"启迪心智"的办学初衷早已名存实亡。

在STEM狂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传统人文教育正在节节败退。

"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教育目标从"培养完整人格"退化为"打造高效生产力"。

《福布斯》最新数据显示,韦尔斯利学院年费用已突破10万美元,将文理教育的性价比困境暴露无遗。

Yale-NUS的失败,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理学院“过时”这一趋势。尽管它曾雄心勃勃地试图融合东西方教育精髓,却终究未能破解博雅教育与现实需求的二元悖论。

但它的精神火种并未熄灭——新成立的NUS College继承了其课程体系,耶鲁仍以顾问身份参与建设,校友网络持续维系着自由思辨的学院文化。

在这个教育功利化愈演愈烈的时代,Yale-NUS如同一颗流星,短暂却璀璨地照亮了亚洲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它留给世人的终极叩问始终回响:当工具理性碾压价值理性,教育是否还容得下理想主义?这或许正是其最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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