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烈焰吞噬了约8.6万人的生命，其中包含一群被历史刻意隐去的中国劳工。他们被日军强掳至日本，在煤矿中饱受折磨，最终在核爆的冲击波中化为灰烬。然而，这些名字的复现与争议，至今仍在叩问着日本的历史良知。

二战期间，日本以“国家总动员法”为名，强征约4万名中国劳工赴日从事高强度劳动，其中约1000人被分配到长崎县的崎户、鹿町等煤矿。这些劳工多来自河北、山东等地，被日军以“间谍”“违反治安法”等罪名逮捕，关押于长崎监狱浦上分所。该监狱距离原子弹爆炸中心仅300米，成为他们生命的终点。

根据爆炸后警方的尸检名册，33名中国劳工被确认遇难，但日本政府最初仅承认32人，直至2008年民间团体募资建造追悼碑时，仍留有一处空白以待最后一名劳工的身份确认。这种统计的模糊性，折射出日本官方对这段历史的回避态度。

中国劳工的苦难始于强掳。他们被迫在军舰岛（端岛）等地的煤矿中劳动，每日工作长达16小时，食物仅有“汤水加几粒米饭”，患病者被弃之不顾，反抗者遭鞭打、断食甚至处决。长崎监狱浦上分所关押的劳工，正是因反抗剥削而被定罪为“危害社会”的“罪犯”。

原子弹爆炸后，他们的遗体因高温碳化无法辨认，甚至家属多年后才得知亲人死亡的消息。幸存劳工张世杰（化名）回忆：“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连死后的尊严都被剥夺。”

2008年7月7日，长崎和平公园内竖起一座高1.9米的追悼碑，刻有33名遇难者的姓名。这座碑由前市长本岛等倡议，市民捐款300万日元建成，石材特意选用中国产花岗岩。碑文以日、中、英三语书写，直言日本“强掳劳工”的罪行，并呼吁“不忘加害者的责任”。

然而，这一进程充满阻力。本岛等因公开表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于1990年遭右翼分子枪击重伤。他在揭幕仪式上坦言：“日本必须承认侵略者的身份，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

2003年，10名幸存劳工及遗属向长崎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与三菱企业赔偿并道歉。尽管法庭承认强掳事实，却以“国家豁免权”和“诉讼时效过期”为由驳回诉求。类似案件在东京、广岛等地均告失败，司法成为历史清算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日本的历史教育长期选择性失忆。教科书中详述原爆惨状，却淡化侵略责任。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指出：“日本只记得自己是受害者，却对加害者的身份闭口不谈。”

162个名字（注：实际可考人数为33人，题目中的“162”或为象征性表述），是军国主义暴行的铁证，也是人性之殇的缩影。日本若想真正走向和平，必须直面双重身份：既是核爆受害者，更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

今日的长崎，追悼碑与右翼的抗议声并存，这是记忆的撕裂，亦是良心的拷问。历史的真相不会因沉默而湮灭，唯有将其刻入民族记忆，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中国而言，这些名字警示我们：尊严与和平，从来建立在自强与铭记之上。

（本文史实综合自长崎市民团体记录、诉讼档案及中日媒体报道，愿逝者安息，真相不朽。）